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作诗比说话还要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惟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十年后，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他们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我穿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姐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磁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至友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亲友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被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场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漂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间一套的单元房。……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一开，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从前了，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冲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易经》上说：伤在外者，必返其家。一家骨肉，往往也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和父亲的那些共同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先，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政治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运动，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人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政治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钧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