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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iugno 好玩儿的设计从since1984那里转过来的一些好玩儿的设计:
人性化的婴儿床——不过爸爸妈妈估计没法睡了……
这个我喜欢,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二万里》意大利限量纪念版(Jules Verne,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Paolo Orsacchini设计。书是防水纸做的,泡在一袋海水里。当然不实用啦,真要看的话得捞出来晾干——估计气味不会太好…… 一个时钟加日程表,到处都可以写写画画,很漂亮实用——可惜压力从此如影随形……
书架——貌似也可以放在床上当饭桌,狗狗头上可以放一碗汤……
这个超级“狗性化”,赞一个! 作者介绍说:这是最自然最有效的排解您的狗狗的性需求的方式……继我看到的狗狗喝的啤酒、狗狗看的书本之后,这个狗狗的情趣玩具最酷。狗狗没有老婆也没有二奶,困在家里有点生理需求也是正常的哈。
这也是Mr.P的。就像1984说的,恶心了点儿……
三宅一生的表,100米防水,隐藏式指针,立体的刻度——没啥,就是好看……
香皂!这是香皂!……
他们管这个叫七巧板。一块大板上,掰下来一块块小板,折叠,可以变笔架、名片盒和卡片底座。
墙壁装饰——可以做个挠痒痒的手,痒了就去蹭蹭……
这个十字绣镜框挺适合陷入爱河的mm的。绣一个给gg,不可以太夸张,不然gg怎么见人……
Andy应该喜欢这个,《肖申克的救赎》的秘密。据说是真正的废书做的,其实不是废书又如何,高中时就该把政治课本挖了,嵌本小说进去……
音响——那些一本正经的石狮子要做成这样就好了,放些莺莺燕燕的歌曲,有利社会和谐……
这个日历叫“逝者如斯”,翻页不可逆,翻了就自动撕碎——太残酷了……
设计,其实就是一点点的漫不经心……
这个有点少儿不宜。不过应该没有未成年人在看我的博客吧?设计还是很好玩儿的,不解释了,看http://www.ohmibod.com/吧。
Diana Lin的抱怀灯,喜欢啊,很暖和的样子……只是不要像我的笔记本那么烫就好了…… 25 giugno 夜晚十点,回家柴湾,一直挺喜欢这名字的,透着些蛮荒。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的地址。
这里总有巨大的墙,夜晚树影在墙上跳舞,很妩媚。
记得有一面,橙黄的街灯和凝白的月光总是从默契的角度,把它点成柠檬色。
墙边还有粉红色的铁门,红酒兑雪碧的那种颜色。
这里是旧工业区,香港还是制造业天堂的时候,这里曾经辉煌过。
那时到现在,已经三十年。
彼时轰鸣的巨大工厂,如今驯良地趴在纵横的马路之间,在黑夜里,好像沉睡的兽。
兽已经没有眼睛了。
车库裸露,窗户裸露,填满黑暗。
他们说香港警匪片里许多杀人灭口的故事都在这里拍
——可这里多安详啊,像年老的大狗,躺下,闭眼,不离不弃。
夜晚十点的车速很快。过马路的时候,扭头,路灯和月光会交织成一种奇怪的色彩,一瞬间的失明。
卡车总是喘着粗糙的气,双层巴士则像满载而归的绅士,趾高气昂。
我错过过好多趟巴士。
稍稍慢一点抬手,85路就飞驰而过,只留下裹杂着汽油味的热气,令人窒息。
今天我想早回家。
今天我不想错过巴士。
于是我早早取下耳机,
让空气咽下这个女孩年轻的声音: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
我已经不年少
还能唱吗
还
愿意听吗……
85路来了,轰鸣而来,吞下一切情绪。这次,我没有错过。
19 giugno 二楼书店还记得书本的气味吗?
■ 艾墨 在香港逛街,是种奇妙的体验。一方面,是狭窄的街道,五光十色的店铺,巨型广告牌,人声鼎沸,向资本主义的极限无限靠拢;另一方面,则是不小心抬头,在各类丰乳肥臀的美女广告之间,发现一些小小的,诸如“田园”、“梅馨”、“榆林”、“乐文”之类雅致的招贴。于是,顺着指引,在明亮堂皇的店铺间,找到阴暗狭窄的楼梯,扶摇而上,二楼、三楼,甚至五楼、七楼,一道简陋的小门,推开,书香满屋。 这些小书店被人们统称“二楼书店”。商业店铺横扫街道,书店往楼上楼逃亡,颠沛流离,却生生不息——这样带有象征色彩的意象,几乎成了香港独特的文化景观。 “二楼书店”创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的一批,诸如文艺书屋、新亚书店、环球书屋、一山书屋、创作书屋等等,是一批香港的知识分子深感文化土壤贫瘠,希望借书店进行社会启蒙,寻找知音。由于租金便宜,独立经营的小书店往往开在二楼、三楼,“酒香不怕巷子深”——那个年代,书店主人捧出的好酒是齐刷刷的文史哲,台版或英文。 当时,在封闭的大陆之外,香港的中华文化启蒙几乎全部倚赖台湾。书架上充满闪光的名字:李敖、柏杨、余光中、张爱玲、于梨华、白先勇、聂华苓、刘绍铭、王文兴、欧阳子、叶维廉、王尚义、席德进、司马中原、梁实秋、林语堂、何秀煌、殷海光等等。今天活跃在香港学术及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吕大乐、许宝强、陈冠中、梁文道、刘细良、马家辉、昆南、朗天、钟伟民、陈德锦等,都是当年书店里,孜孜以求的常客。 而说到英文书店,直到今天,文化人依然会向你第一推荐的,是那个已经故去的“曙光”,而不是老牌的中环图书中心,或者尖沙咀辰冲书局。许多人说,当年设在湾仔庄士敦道青文书屋里的“曙光书店”,是香港最不可替代的英文书店。曙光的老板马国明是本雅明迷,在他那里可以找到新左派、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和完整的本雅明,二十八年的漫长时光里,影响了整整两代香港读书人。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不忘给“曙光”以礼赞:“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不可能有一家像旧金山城市之光这类书店来专门满足我们。不可能?偏偏就有个马国明,开了家曙光图书公司,专卖这类英文书,而且挑选之精准永远超过我的期待。……它长期纳入我的生活地图里,让我知道郁闷的时候有个地方可去,吊住我这样在香港的英文读书人的命。……真是一个人可以让世界———至少是我的生活世界———不一样,没有马国明这样的一个人,香港压根儿自始不会有这类书店,曙光能够出现在香港,坚持存活多年,不大不小是奇迹,也是多元香港的光荣见证。” 2006年,“曙光”结业。同期告别的还有三十年前一帮青年文学爱好者创办的中文书店“青文”,还有更早告别的“洪叶”。前后一年,报纸读书版弥漫着伤感的情绪:“青文已老,正如当年常在书店内打混的文艺青年统统已非青年。当青文不再青春,便是说再见的时候了。”“别了曙光,别了马老板。也别了一个年代。”“一切随风,洪叶落。”“火烧书香地……” 小书店结业的原因,不外乎些俗事:租约期满,租金升高,网络书店兴起,买书人少了,读书人少了……二楼书店,因为在二楼,生得默默无闻,走得也无声无息。“青文”曾经坚持独立出版;“洪叶”曾是一对夫妇的姓氏组合,夫妇离婚,妻子开了书店,坚守十年终究不敌市场的冲刷……这些故事,除了顽固的读书人在报纸最不起眼的板块絮絮叨叨,实在也是没有人再记得。 它们曾经在哪里?在湾仔吗?在旺角吗?在铜锣湾吗?繁华之地依旧繁华,谁会去理会陈旧楼梯上,那一点点梦想破碎的声音。香港,原本就信打拼,不信梦想。 但这样说,着实也底气不足。走去旺角,著名的西洋菜街,最繁华的地段,八九十年代开起来的“田园”、“榆林”、“乐文”依然坚守着,还有新开起来的“梅馨”,纵然开到了七层楼,也总算是保留一方天地。穿过密集的人群和潮湿的空气,上楼买书的心情,依然如约会般惊喜。台版社科人文书依然是他们的阵地,简体字的优秀图书,逐渐也能觅到踪迹,八折、九折,是一点小小的心意。 还有铜锣湾,2004年新开的这家“阿麦书房”。“还记得书本的气味吗?”恩平道狭窄的楼梯转角处,一张温暖的海报指引你来到“阿麦”。空气里的浅吟低唱,屋角放置CD的大冰箱,推荐台上常驻的本土出版、独立出版,书架上永不下架的贝鲁特、卡尔维诺——“阿麦”的老板James很低调地说:我不是文化人,我只是想要坚持我的书店不那么大众。 你可以说“阿麦”小资,可以说这里的严肃思想,相比三十年前的青文、曙光差了许多,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持。在这里站立许久,那感觉是相同的:这里没有老板与顾客,只有爱书人。 人人叫香港是“文化沙漠”,然而,“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它在什么地方隐藏着一眼井”——小王子的这句话,却给了香港最好的注解。二楼书店是香港的井,读书人的坚持,也因此在这个商业都会,愈显可贵。 @阿麥 @序言17 giugno 哑泪周四,编辑部开会讨论的时候,听到了山西的事情。
在同事激愤的语言中,我把头别了过去。我不愿意面对。
所有那些细节,那些狼狗、砖窑、伤口、鞭子、毒打、虐待、活埋、杀害、甚至性奴……
所有那些事实,那些杀人的商人、杀人的警察、杀人的政府,那些哭泣的孩子、哭泣的父亲、哭泣的记者……
我自认为不缺乏对黑暗的想象力,就像笑蜀说的那样。
可是我没有这样的想象力,能把书本上,资本主义万恶的黑奴,与今天崛起东方的和谐国度联系起来。
网络上,有人悲极大笑,说欢迎大家进入和谐的奴隶社会。
电视上,记者克制不住,用了“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标题。
报纸上,他们开始苍白无力地讨论“黑窑主”的“七宗罪”。
我回到家,在网络上,一页一页地翻看所有的事实、照片。
山西的洪桐县,暴行好像是跨越了百年的一场梦境。
地主?周扒皮?包身工?黑社会?
真遗憾,我脑海里关于罪恶的想象,停留在从小被教化的概念上:万恶的封建地主,万恶的资本家,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产物。
还有什么可以类比?
真遗憾,中国黑窑里,那些被骗去当性奴的十六七岁中国少女,让我想起了侵华日军的慰安妇。
不是个案。罪恶持续了三年,山西甚至发展出了完整的地下奴隶生产链条。
父母去寻找离奇失踪的儿女,在血腥非法的黑窑里,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孩子被发现时,警察竟然只许他们领走自己家的,其他孩子“窑里出钱买的,不能领走”。
四百父亲在网络上泣血上书,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
媒体终于关注了,人们终于震惊了,中央终于?!看到了。
主席、总理、政治局“震怒”,山西领导“迅速作出了反应”,县官、村官立刻配合:调查组去了,赔偿金发下了,被解救的民工送走了,报告写出来了……
竟然还看到某党员在网上批评这些“奴隶”:几百个奴隶,几十个工头,为什么不反抗?缺乏斗争精神,缺乏党的领导啊……
……
改革三十年,苦难的中国,进步够快,代价也够大。
高楼大厦盖起来了,空调小车跑起来了,鸡鸭鱼肉没人稀罕了,酒吧中产兴起来了……
三十年的债,也一点一点地在爆发,从点到面。
利益集团密不透风、环境崩溃、法制无力、道德沦丧…… 三十年的改革成绩,能不能消解掉这些债?能不能让民间和政府一起信心满满地走过这个过渡雷区?
我真心希望。
希望危言,真的只是为了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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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黑砖窑——我们都是该下跪的人(作者阿兹雷尔@天涯)
![]() 14 giugno 有关品质这是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虽然他们心思并不真在这上头。
这是小资们常提的一个词,虽然他们总把它等同于物质。
这是《三联》主编朱伟的一个专栏,每周阳春白雪一轮,品质得云里雾里。
啥是品质?啥样才算活得有品质?
我看到一个很喜欢的答案,老六的,贴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难怪他能做出《读库》。
老六论媒体品质——
品质是一种姿态;
品质是一些干货; 品质就是不乏味; 品质就是不过分; 品质就是不偷懒; 品质就是没有品质。 分述之。
姿态,按照我的理解,大概就是媒体所秉持的态度和高度。“高度”这个字眼用得有误,如果可以生造的话,我宁愿用“低度”这个词。这是我对媒体品质的首要理解:一家媒体的姿态越低,她的品质就越高。就像现实中,真正赢得大家尊重的,都是很随和谦卑的人。一份报刊一本书,读者花钱买回来,花时间读下来,不是为了看你来给人家上课,或显摆自己的深邃深刻。对于那些高高在上、以为自己享有文化霸权和批评特权的家伙们;对于那些拿了人家的红包写篇关系稿,为商家当托来引诱人民上当,还以为读者看不出来的家伙们,除了对他们竖起中指,我们还能干什么呢?当然,姿态不是作秀。有人老想着让自己放下身段,这说明他心中还有“身段”这个概念在作怪。就像视察灾区的领导,不管他伸向民众的大手如何温暖,不管他对着你和摄象机说出的话多么热乎,你都知道,他和你不是一个村子里的,你的生死与他无关,他的生活与你无关。而媒体的品质,要的就是读者的这种认同感:他愿意把你当成一个村里的。 干货。在这个可以方便快速地进行复制粘贴的年代,我们接触到的,多是被别人咀嚼过无数遍的二手信息、重复资讯。所以新闻的品质对于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说,就意味着视野的广度和深度。大到一家媒体,小到一篇文章,不能总是满足于从别的媒体处寻找信息源头,再进行走私、倒卖、搬用、整合、篡改、辩诬,而应该致力于让自己为别人、别的媒体提供干货,成为他们的信息源头。新闻发现,是一个媒体从业人员首先必备的素质,而一家媒体的价值,也在于与受众分享这些发现。 不乏味。按照我原来的理解,做媒体、写文章,尽量别背“文以载道”的包袱。要想让文章不乏味,就要少搬弄大道理。事实,只有事实,才是生动的,鲜活的,有趣的。这是我的第一层理解:道理是乏味的,但细节不乏味。现在我的体会又多了两条:一,要想不乏味,你自己就不要是一个乏味的人。对,要有足够的热诚,对自己所要报道、展现的事情有冲动,有热爱,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抠出一些细微具体的乐趣。我们读一些文章,经常会有疏离、被拒的感觉,能感觉到作者和编者的血是冷的,干起活来一万个不情不愿的样子。这样的话,读者犯不着用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二,要想不乏味,还需要一些叙述技巧和编辑技巧。从前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做,老觉得更高的境界是大巧不工,是浑然天成。没错。问题是,连基本的专业规范和细部训练都不具备,那样的潇洒会给人你在力不从心、勉强硬撑的感觉。就像一些人,很刻意地将自己打扮得不刻意,这样别人感觉到的,可能是一种更糟糕的刻意。很遗憾,我见到的不屑于学习和提高的同行有很多,而他们对所报道内容的掌控能力和实现能力与他们的自信并不配套。 不过分。写文章有两个糟糕的状况:词不达意、意不胜辞。前者的笨拙我们较好避免,后者的卖弄却很容易犯。钱钟书先生说俗气,就是给人一种“过火”的感觉。还有人说,幽默感就是分寸感。这也是我理解的品质:学会闭嘴。我一直认为总编室按字数给作者发稿费、按工作量给编辑记者发奖金的做法有不好的一面,就是逼着大家往文章、版面里掺水,于是整个媒体也给读者造成很水的感觉。所谓不过分,就是去掉这些水分。不过分的另一层意思是,不要对受众提过分的要求。刚才所说的高度,就是不要拿读者当傻子,现在应该再加一点,不能要求读者做圣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自己已经不花钱买书,却给读者开列六十本不可不读的书;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却摆出姿态为别人指点迷津;我们也见到一些人,自己做着男盗女娼祸国殃民的事儿,却要求老百姓做德艺双馨的道德完人。所以,一家媒体应该制订两条最具体的稿件标准:不要给读者讲一些自己也做不来的道理;不要跟读者抒发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感情。 所谓不偷懒,就是服好务。如今人们都已经懂得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所谓商品,出售的就是服务。无论多么高尚高级的精神产品,也无非是要把花钱、花时间来读它的人们给伺候好。把读者不愿意费的劲自己下力气做好,剥茧抽丝,触类旁通,把一些零散的信息整合好,再提供一些更丰富的视角,就算得上功德无量了。这个说起来简单,但依然需要制订很具体的规程来要求大家严格遵守。比如说,我们可以规定:所有的见报见刊图片,必须要配发图注。要没有这一条,有的编辑还真的不愿意费这举手之劳。不过有了这一条,有些编辑也是只愿意付出举手之劳。比如我在这里夸夸其谈的一张照片,编辑发在版面上,可能会配一句话:“图为张立宪在夸夸其谈”。废话,跟照片本身传递的信息完全重复。您能不能多花些力气,多了解些背景,多写上几句话:张立宪在我报的业务培训会上夸夸其谈。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这么有面子的邀请,尽管现场的听众已经有一半睡着,但他还是足足说了两个小时,然后拿上六百元劳务费满足地离去,这笔钱可以满足他吃六顿他最喜欢的酸汤猪蹄……可以吗? 无我之境。看新闻联播,我经常思考人生:胡老师肯定不会说,请大家紧密团结在以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什么?有些话,就是需要从特定的人嘴中说出来,反过来也是这样,有些话,就是不能从特定的人嘴中说出来。回顾一下,刚才我说了几个形容词,热诚、潇洒等等,这些字眼,它的主语永远不应该是“我”。所谓品质,它的主语也最好不要是“我们”。一家媒体,如果口口声声说自己多么有品质,或者就像一个人,老是对我们提起他读过什么书,去过哪些国家,认识什么名人,又买了多少昂贵奢侈的东西,想通过这些来佐证他的品味,可我们怎么能相信他是一个有品味的人呢?各位同行都志存高远,想做一些有品质的新闻,做一家有品质的媒体,没问题,老实闷头去做就行了,读者和市场自有公论。如果非要反复提醒我,或逼着我承认,贵报多么有品质,那么,即使您和我这么说了,也只能说明说这些话的人,都没有品质。
仔细瞅上头的英文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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