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则新闻，让我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香港城市大学一个内地来港就读博士的女学生，数学系，期末考试搞不定，于是塞了一万块钱港币和一封信在导师的信箱，要求导师透点题。事件被揭露，这个女生因行贿罪被香港法院起诉，判了六个月监禁。

 

     真是……丢人啊……

     我相当愤懑地告诉朋友，朋友安慰我，有什么好愤懑的，这种是个人行为。

     但是远在北京的朋友一定不能理解，这种“个人行为”对我们这个在香港的内地学生群体是怎样的伤害……

     在香港就读博士或者研究型硕士，拿的是香港政府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每个月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元港币不等，一年十二个月发放。近年来，香港的大学招收内地学生越来越多，尤其是全额奖学金来就读的硕士、博士和本科学生。我们觉得是美好的机会，但是香港本地居民其实十分不满，很简单，“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发给大陆的学生，占用我们小孩的教育资源，培养出来了还要跟我们的小孩抢饭碗！”换成是你，你也不爽。

      而香港城市大学，全奖招收大陆学生的比率在香港是最高的，也最让香港人不爽。城市大学当然有自己的考量，大陆学生认真、聪明、基础好，一般都可以为学校做出点研究成果，给学校争光，也提高这个年轻大学的整体学生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因素，我相信在于城市大学的校长张信刚，张信刚出生在哈尔滨，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大陆有相当深的情结，也是香港的名人里，比较出名的亲中派，他对大陆学生提供的优待机会，几乎是全香港最早开始的。

 

      这样的状况下，香港政府出钱供你读书，你做这种事情，会让人家怎么想呢？这样的新闻登在报纸上，你让香港百姓怎么想呢？

 

      还有在香港的朋友说，哎，这些大陆学生，来之前应该上上课，告诉他们香港是很清廉的地方，让他们了解香港社会的游戏规则。

      听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自己脸皮都要掉光了。

      言下之意，就是说大陆的游戏规则是行贿无所谓喽？

      “你们大陆跟老师行贿有用，我们香港可不行。”一个全奖博士的行为，太容易让人做这样的推断了。

      nnd，内地大学的脸，也一并丢掉了。

      我不知道这种在信箱里塞一万块钱的愚蠢行为是不是真的能在内地某些大学行得通（我朋友说真可以）——但是，但是，这种原则性的准则，受到“你们可以我们不行”的判断的时候，本身已经是很大的羞辱了。

    

      唉，无言。

      在香港、在境外读书、生活的我们啊，真的要好自为之，不要给自己丢脸了，不要给中国丢脸了。即使，即使有家丑，家丑不外扬，行不？

     

 

      

    

      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有打开博客无话可说，或者无从去说的尴尬。

      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和文字打交道，各种各样的手写体、繁体字、错别字，还有各种各样，需要从我脑袋里挤出来的语言。但是文字不总是优美的，新闻政论尤是如此。事实的意义大于任何形式，思想的力量可以傲视一切词藻。当文字是用来表述复杂的政治现状、思想解读、文化领悟，它的作用，似乎就仅限于一个精确的载体。

      我一度很喜欢这个状态。

      因为这个状态接近于我理想里的纯净和深刻。没有虚华的东西，无限逼近真实。

     

      我猜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好状态。

      不过在脑袋里仍有那么点儿“修正主义”小火苗的时候，在打开博客想要闷骚一番的时候，在自以为得意的美好词汇被编辑刷刷砍掉的时候，心里的彷徨仍然嗞嗞生长。本能地捍卫自己的稿子时，我才意识到，对一个写作者，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也许都有别人不能完全理解到的内涵。文字的文学功能，是我没法舍弃的，尤其这个时候，文字其实是自由的，借助我的力量表达它自己。

      但当这些幽默的、优美的、忧伤的文学词语从笔下流出，映照出的往往又是自己最大的虚荣和尴尬：它们传达的，真的是它们原本要表达的东西吗？平淡的故事，为什么会在书写出来的那一刻，变成戏剧，或者半推半就的谦卑？回头看看自己记录的那些人和事，洋溢着小说式的美好或者悲伤，似乎生活在进入记忆的同时，已然经过文学化的工序。

 

      实在不应该怪罪文字，文如其人。何况真实，本身也是个诡异的词语。追求真相的新闻，每一天，都在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和一个“逼近真实”的陈述中间挣扎着平衡。更不用说被各个当权者随意强奸的历史。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真实和虚构的差别又有多大？还是生活只是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把真实虚构化，再把虚构变成真实？

 

      Anyway，写到这里，我已经晕了。前两天还在和室友们讨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变量，变量的人在记录变量的人的生活和历史，还想从中探讨出个定量的“真实”来，即便抛开表达的扭曲，单是从认知上，怕也是不可能的吧。   

      

     

      你的目标，从不因为你为它付出了很多而变得更有价值。它一直是它本来的意义。

     

      不断地把机会成本清零，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龙ying台在哈佛大学又点了一炮。

 

      十二月六日，应台女士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用英语发表了一场演讲，题目是：“被孤立、被包围、被边缘化却又极端重要的台湾——台湾民zhu实验对华文世界的影响”。

      演讲中，龙强调民zhu化的台湾对于全球华人社会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追溯台湾五十年来追求民zhu的进程，以及历时三十五年之久的国际孤立对台湾社会造成的伤害。她从文化角度强调华人社会的第一个民zhu实验田的宝贵，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正视台湾多年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遭遇的孤立待遇。

      优雅的台风、温和却尖锐的批判、精准的语言，和完美的英文发声，龙式风格在哈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最为众多媒体称道的，是锋芒毕现的问答环节。

      听过龙讲座的人都知道，她从来都称台湾为“国家”，并且会在发言之前说明立场，请听众包涵。

      大陆学人提出了现场第一个问题：应台女士是否还承认“中国”为“祖国”？

 

      这种尖锐的问题，印象中，凡是台湾人主讲的讲座，有大陆听众的，都是免不了的。 

      以前在中大听过好几场，无论讲什么主题，文化音乐舞蹈宗教，和政治再八竿子打不着的，现场提问，一定有“爱国青年”一头热血地问演讲者，怎么看两国论。台湾教授往往面露尴尬，然后谨慎地表达自己是“统派”，支持一个中国，血脉相连之类的。然后全场一定掌声雷动，群情激昂。

      即使是在香港、新加坡、海外，有华人的地方，这样的场景都是免不了的。

      同事一度很疑惑，都到哈佛了，受自由主义影响那么深远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仍然像愤青一样在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真正于统一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在大陆生活的人都明白，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台湾和统一都是绕不开的情结，文化、商业都超越不了，一切的对话都要在这个“统一”，至少是“拥护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没得谈。

      所以为什么张惠妹被坚决抵制，林志玲被网民围攻，美丽的嗓音或者胸部，都跳跃不过政治的鸿沟。

      所以现在台湾人学聪明了，想和大陆做生意的，想在大陆发展粉丝的，都学会了一个词，叫“Greater China”——“大中华”。不说中国或者台湾，我们统称“华人”。

 

      但同样的问题，龙没有回避。 

      龙说：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motherland），但是目前这种政权所统治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的祖国”。因为一个不尊重她所珍视的核心价值的国家，她不能接受为“祖国”。

      真理、价值，超越了行政意义的国家，文化、传统，从政治里独立。其言犀利，闻者汗颜。

 

      且不谈大陆和台湾这对暧昧了五十多年的痴男怨女，“谁是你的祖国？”单这一个问题，恐怕就值得痛苦地反思。

      说痛苦，是因为小学第一天的课堂上，我们就大声念这几句话：“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中国共产党，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句话融合成每个中国人心里的“爱国”烙印。至于这个“国”，是祖国，是国家，是政府，还是党，似乎也没人去深究了。

      说反思，是因为深究实在必不可少。中国不等于中国政府，更不等于哪一个党派。我爱google，但并不爱google的总裁，他若经营不良管理不善，是要被股东炒鱿鱼的。反过来，打着“爱国”的旗号反对不同政见者，本身就是对祖国最不负责任的伤害。

      对每一个主流教育中成长的小孩，政治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且无声无息。我们早已习惯了把政府和国家捆绑在一起，质疑哪一个，都是对“中国”的大不敬。于是我们读不到唯一一个获颁诺贝尔奖的华人作品；于是我们看不见海峡对岸那么多美丽的文字；于是野火集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龙应台；甚至网上有人说句，喜欢日本小说，都要被拉出来冠以“不爱国”的罪名。

     

       政治是狭隘的，文化是宽广的。政治是利益集团的，文化是全人类的。

       可惜，总有人懵懂地选择前者，还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