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

　　纳兰词长于情也深于情，短处是有的时候过于直抒胸臆，显得浅了，反而没有多少余味。比如这一阙，就有点这个毛病。但有了第一句话，整个的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实在是令人哑然。小时候看红楼，从不愿意去碰后40回。不是瞧不起高鹗，而是没办法接受：怎么那么好好儿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变作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后来读书，看到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所有的名字所有的故事，都是写在水上的。那些波澜和涟漪，在当时看来是惊心动魄，而长江滚滚，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流过，终无迹。

　　碧血剑在金庸的书里不是最出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但间接写到的那一段历史，却与甲申三百年祭不谋而合。最不能忘的情节，居然是李岩从容自尽前吟唱的那首歌：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当时的心境又如何？是否想起了初见时君臣相得的礼遇和挣一个太平天下的夙愿？漆黑一片的世界里，有喑哑的胡琴声响起：神机妙算刘伯文，料不到，大明天子坐龙庭，文武百官命归阴。昨日的一缕英魂，今日的万里长城……

　　想起了另一首词，文征明写的：“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这个“飞”指的便是岳飞。他是看到当初高宗给岳飞的手谕，亲切温和，推心置腹，如对家人，因而有感而发。悲剧往往都是这样没有征兆的开始，而种子已深埋在初见的那一刻。隆中初见，羽扇纶巾，笑谈中三分天下；再见时已是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壮志未酬身先死。西厢初见，风流不用千金买，月影花移玉人来；再见时却是弃掷今何在，悔教夫婿觅封侯。梁山初见，天罡地煞席卷天下，那一派豪侠风光令人血脉偾张；及至再见，听潮而圆，遇信而寂，寥儿洼招魂幡动，依稀鬼哭。金屋初见，千娇百媚，永世相守，而色衰爱驰之日，终于千金难买长门赋；华清池中温泉水滑，长生殿里夜半私语，又有谁会料到结局是马隗坡前数丈白绫、一抔黄土？

　　年少的意气风发，最初的感动和梦想，在时间的浸润下渐渐磨灭；一见如故的亲切，山盟海誓的诺言，只剩下一个依稀的背影。朋友是用来出卖的，情感是用来遗忘的，美丽是用来摧毁的，忠诚是用来背叛的……金甲的战神披着天边的彩霞在故事中定格成永恒的记忆，猜得中绚烂的开头，又有谁见到了那早已注定的结尾？

　　初见，惊艳。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

 

 

      答：《巫山云雨》到《三峡好人》，是两个历史阶段。《三峡好人》时候的三峡工程，已经结束。整个中国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改革的大的变革格局也已经基本固定了。拍电影十年，我一直在拍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这个变化中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到现在的《三峡好人》，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应该务实的时代。这个务实就是说，变革所带来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的消耗已经趋于完成，就像这个工程一样，留下的只有过去巨变的蛛丝马迹，你可以感觉到变化里面每个人被社会影响的程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或许这个完成，已经接近结束。

 

      问：人们常常评价你的电影是小众电影，你自己怎幺看？

      答：我一直承认我的电影在观受面上有局限，它不是娱乐类型，我也不期待能有一亿的票房，但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比如《世界》，在中国票房只有一百五十万，但正版DVD有三十万张的销量，海外市场单是北美就有四五百万美元的收入，要看总收益，我的电影在中国肯定排前五位。而且我觉得，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能被多少人数来左右。八十年代，《黄土地》全国只卖出一个拷贝，但它日后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候上海还有一部电影叫《喜盈门》，两毛钱的票，全国票房一亿多，你说它有多少人看？但是时过境迁，就没有什幺价值存留了。

 

       问：你的电影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众，但是片子放出来，却成了小众电影，这本身不矛盾吗？

       答：不矛盾。你知道为什么吗？从今天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情况来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大众艺术了。本来电影消费应该是无意识消费，就像我买瓶矿泉水，我渴了我就买了。但是现在看电影价钱不同啊，在北京，一家三口，再加小孩儿吃点东西，就好象看歌剧一样了。票价让这个艺术已经不是很大众化了。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众在哪？中国最多的大众在哪儿？在城市之外，在小城市，在县城，在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银幕。比如说我老家的那个县城，本来有三家电影院，现在一家变成证券市场，一家是超市，一家卖家具。不是电影无法跟大众接触，而是这个管道被切断了。再回头看看现在银幕上都是哪些人呢？中国每年生产一两百部电影，表现城市之外的普通百姓的太少太少了。说起来有些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走在城市里，北京上海广州，随便一个，你问问多少人跟县城、跟农民有关系？五分之三的人。大家的背景是县城，但转身，就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个地区生存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反过来我到有些轻视所谓城市感受，城市生活，我觉得大家既然都有农业背景，就不要装了。

 

       问：但看你电影的时候，仍然有人说你的观点太「个人化」了。

       答：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个人化」，而是自我意识。当你作为发言者，要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真心的体验，这种自我意识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也正是中国艺术里面最缺乏的。我们文化里有很糟糕的部分，不把个人当回事儿。比如我上次听报道，说这次矿难才死了两个人，这种说法太让人震惊了，才死了两个人？要死多少才够？人的事都是大事，每个个人的爱情、命运都很重要。为什幺很多年后，我们看沈从文或者张爱玲，仍然这幺热爱？因为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他们都是从私人的、个人的角度进入讲述，这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是努力在把这样一种语感带回到我们的文化里面。但是观众可能不熟悉，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和主流思潮一致的语态，所谓「宏大叙事」。 中国观众看完电影习惯问一句，这电影说了什幺。这种归纳中心思想的训练我们从小就在进行，但其实这样对作品的单一归纳，有悖于艺术多元性的表达。观众的习惯，还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问：你参加过很多国际影展，在国外的观众能理解你诠释的中国形象吗？

       答：威尼斯影展一结束，《三峡好人》我们就卖了三十多个国家，为什么卖这幺好？其实背后的三峡工程并不重要，没有人会花钱只为了看看那个国家究竟怎幺样，吸引观众的一定是电影里的情感、人性，这些是共通的。《三峡好人》讲了一个离婚的故事，一个复婚的故事，两个普通的主人公通过选择，给了生活一种自由。这些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能够产生共鸣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强调东西文化的冲突了，在深层的情感上，文化是有共通的，比如生、老、病，死，比如选择。

 

       问：《三峡好人》是你第二部公映的电影，从地下导演走到现在的地上状态，对你来说变化在哪里？创作会有影响吗？

       答：关键还是我得到了应有的权力。在创作上到没有什幺影响。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现在不要拍这个，两年后再拍，或者你现在应该立刻拍那个，会走红，但我不喜欢这个状态。我今天心里有念头要拍这个电影，干嘛要等到两年后。当然电影会有它生不逢时的时候，但是那又何妨呢？就像人不能选择它的出生，我知道现在是文革了，我不出生啊，我等结束了才出生，哈哈，那不可能。该出生就出生，那是他的命运。电影拍出来，叫好也罢，和市场有距离也罢，那也是它的命运，顺其自然。导演真的不要有太多算计，纯洁一点，天真一点。

 

       问：这样的天真会不会带来一些困难，现实上的？

       答：会有困难，现实上的。一方面是自己的，我有很多题材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但现在就是不想拍，现实给我的呼唤很强，总是把计划放在后头。外来的阻力就更大了，我九九年被电影总局禁拍，零三年才解禁，四年。

 

       问：禁拍是什幺状态，真的不能拍吗？

       答：可以拍，但是不能放。就算拍，状态也不会好。你知道拍电影是一个需要调动许多资源的工作，比如说我要拍这条街，我可能要封这条街，就要跟派出所和交通部门打招呼。他们问你是哪个制片厂的，你的拍摄令呢？……你是非法拍摄啊，所以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

 

       问：那怎幺办呢？没法拍想拍的题材的时候怎幺解决呢？

       答：我觉得还是想拍就拍……（笑）。大环境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它很不正常，太不正常了。像今天文学和绘画基本上还能做到表达自由，但是电影很严格，甚至很多电视剧要是换成电影都根本不能拍，一定通不过。比如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写一个煤矿工人，下岗多年，发不出工资，好不容易过年发钱了，又给抢了。呵呵，这样的题材要换成电影，没人让你拍。而且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只有青少年保护法，暴力和色情都不让拍。但如果换一个美学的角度来理解，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介，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暴力」和「色情」，如果没有分级制度，电影的空间太小了。

 

       问：但是在公演的电影里，有些也能看到暴力和色情啊。（记者脑中浮现夜宴…… ）

       答：问题就是这里，什幺是色情，什幺是暴力，我们没有标准啊。有些电影不脱衣服也可以拍得很色情，我就能拍（笑）。色情不色情，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现在中国在建立电影工业的体系，所有的政绩就是票房。所以商业电影受到天然的帮助，比如张艺谋的电影，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到十二套都在宣传，《英雄》公映的时候，好莱坞电影一个月不让放……呵呵，我《世界》可做不到。

 

       问：这次你选择了香港做亚洲的首映，讲讲你对香港的印象吧。

       答：我前阵子去了好几个香港的大学演讲。我一直鼓励香港的学生，你们一定要树立香港自己的文化自信。在大陆长大的人，无形中会有一种概念，所谓地大物博嘛，就说我们是华语文化的主体，这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但我自己跟香港、台湾、新加坡、东南亚有了长时间的接触之后，我真觉得没有哪个是主体，大家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华语文化的概念。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是断的，但它还在香港、台湾延续下来。比如王家卫导演，大陆没有一个导演可以拍《花样年华》，因为那是四九年以前中国流行文化的延续，电影里的生活都是四九年前的流行生活。还有像中国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对人情世故、世俗生活、家长里短，那样熟练的描写，四九年之后就看不到了。我们突然变成一个单位、一个集体，家庭邻里的东西，啪，一下子断了。但是在香港还有，像尔东升的《新不了情》。我在油麻地散步，看到很多繁体字的招牌，那种亲近感真是血液里的。

      阿傻的星期三，睁眼就是一梦。

 

      在盖满梧桐树荫的小街上，拥有一间三层小楼的铺子：

      一楼是咖啡馆，墙壁上画满行走过的手绘地图，曾经相遇过好人们、爱人们的地方，都用自己才知道的符号标注出来；有个书架，放不公开发行的刊物和纪念册；吧台里挂着几十支试管，每个管子里都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咖啡豆，桌上有奇形怪状的咖啡壶，圆的方的扁的鼓的，在酒精灯的昏黄光芒里，大师傅拈着试管念念有词，像是在炮制不老仙丹。

 

       咖啡馆旁边有个小间是干净的花廊，田园风格的装饰。花瓶都是厚厚的透明玻璃，或者银白的铁皮，卖向日葵，雏菊，星星点点的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和朴素的纸包花。阿姨穿着格子围裙穿梭其间，脚边是跑来跑去喵呜乱叫的花猫。

 

       二楼是书店，从窄窄的楼梯走上去，铺天盖地的书。一面墙是窗户，宽厚的窗台上放盆米兰，放个音箱，有听不懂语言的音乐。窗台下面的墙上钉一溜软靠背，地上一溜软垫儿，看累了，坐坐，白天有阳光洒下来，晚上有星星和灯光。

 

       三层是个阁楼，主人的地盘。斜斜的房顶这边是床，那边是书桌，床和书桌都要很大。简单的色调，有一块毛绒绒的地毯，一把漂亮的椅子。屋顶上有个田字格的窗户，偶尔有大鸟在那里敲门。

 

       带着大眼镜的师傅从咖啡试管里抬起头来一笑，是爸爸。

       格子围裙的阿姨抱着猫咪看花，是妈妈。

       书店里的音乐不时被下一首曲子打断，CD旁边手里拿着四五张碟急不可耐等着换的，是我。

       在楼梯间勤奋地穿梭上下，书架前满头大汗摆书的，是老爸老妈未来的贤婿……

 

       哈哈。应霁有本书叫《梦想·家》，换个组合，倒是符合我这白日大梦。淌着口水想想，觉得枯萎的心就好了大半。连小铺子的logo都想好了：Coffee·Book·Flower，CBF，画个圈圈，写花体~~吉祥物就用李小熊的肖像好了，哈哈……    

 

       想起今年高考作文的一个搞笑段子：我想买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山西来的韩三明站在三峡即将拆迁的小县城，茫然四顾，头顶一缕黄发的摩的小青年拦住他。

    “去哪里？”

    “喏，这里。”

    “奉节县青石路5号？”

    “对。”

    “五块钱。”

    “三块钱吧？”

    “这里都是五块钱。”

    “好，走。”

     ……

     摩的在茫茫江水边停下了。

    “到了。”小青年吆喝一声。

     韩三明下车，看着脚下的山和眼前的水，愣了一会儿。

    “哪个是么？”

    “喏，前面，那个有草的坡坡。”

     韩三明望过去，一片辽阔的江水中央，一块几米见方的小土坡。

    “咋地没了么？”

    “三峡工程，你没看新闻啊，整个县城都淹了。”小青年说得兴奋，“我家，就在那里——”他指着水中间一根凸出的铁杆。

    “那人呢？”

    “都散了，搬走了么。”

    “搬去哪里了？”

    “哪里都有，广东，辽宁，哪里都有。”……

    

     这是贾樟柯导演的新作《三峡好人》，英文名叫Silent Life。一个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两人在长江边相会，彼此相望，决定重婚。一个女护士沈虹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他们在三峡大坝前相拥相抱，一只舞后黯然分手，决定离婚。导演在影片介绍的最后说：“老县城已经淹没，新县城还未建好，一些该拿起的要拿起，一些该放下的要放下。”

    

     导演专注的镜头对准了每一个在三峡来来往往的普通人，工人、混混、妓女、船工、孩子，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负担着巨大变化，然而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变化中自娱自乐，正常生活着。

     来来往往的船只上是大声打牌、叫骂、调笑的男男女女，身旁安静的包裹才流露出一点漂泊的痕迹；

     残破的工地上是县城男孩津津有味吼着的《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节奏分毫不差，连颤音和尾音都模仿得唯妙唯肖；

     一息尚存的砖房里，小混混学周润发学得如痴如醉，烟要用报纸点着抽，讲话要微举手距离眼睛一米，坏笑，喊“大哥罩着你！”

     一块两毛钱一天的客栈里，阿姨面无表情地走进来：“要小姐么？……少妇？”对面只剩一面墙的危楼上，四个女人鱼贯而出，站成一线，朴素的穿着，夸张的姿势。

     砸墙的活是一天五十块，男人都在干。

     打群架也是一天五十块，小青年蜂拥而去。有些人流着血回来了，也有些没回来。

 

     贾樟柯镜头的真实让我几乎难以承受，不是残酷，那只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裸露背脊上的苍蝇，听得见钝响的拳脚，它平凡得甚至丑陋。没有伟大的牺牲，没有壮烈的奉献，没有戏剧化的英雄，没有矫情的眼泪，只有淡漠的表情，和很俗的笑。感觉像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久违的老脸。这张不施粉黛的脸，连我们自己都忘了如何面对，贾樟柯却给了他英雄一般的注目礼。

 

     这是一个三峡的故事。和宏大叙事里的伤春悲秋不同，县城里的每一个人，波澜不惊地适应着变化，生活仍然继续，仍然精彩。

     这也是一个完结的故事。三峡蓄水，什么都变了，什么也都该结束了。

 

     两千年的古城只用了两年拆掉也好，水下埋着多少祖祖辈辈男耕女织的痕迹也好，今天的江面，已经平静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最后的地界上，爆炸、坍塌仍在继续也好，乡里乡亲恩怨热闹不肯罢休也好，墙上赫然画着的156米淹没水位，高高悬挂在每个人头顶，已经无从逃避。

     举家迁移也好，妻离子散也罢，三峡的男人喝完手里的酒，跟着三明，去了遥远的地方那每年死十几个人的煤矿。三峡的女人去广东，“总要有个决定。”

 

     “决定”，是贾樟柯无论戏里戏外都在不停强调的词。

     “我拍电影十年，一直在拍这个巨烈变化中的社会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社会物质的巨大进步，他们付出了最大的成本，但没有人看到。十年之后，我拍《三峡好人》，三峡蓄水了，古城淹没了，变化也该完成了。再去想这个变化本身没有意义，再去讨论三峡没有意义，它已经在那里了，永远不会复原。应该更务实一点，一切都完成了，应该有新的决定了。”

      

      韩三明说：以后想起十元钱上的风景，就想起你们。

      夔门奇景不再有，白帝彩云何处寻。三峡，终究尘埃落定。

 

      中国，是不是也该尘埃落定了。

 

      想起《世界》结尾的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死了？

      不，我们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