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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ennaio 理科男燕京学堂里那棵小树的博客上转贴的,果然是喷饭之作,太精彩了,与大家分享度过年关,哈哈~~
A 很多很多年以前,在古老的华夏大地理科男生几乎无闪光点可言,所谓才子都是之乎 者也的文人雅士,初唐三杰,江南八怪,个个都是妙笔生花字字珠玑的人物。期间出了个 唐伯虎,晓音律通丹青还很精通经商之道就是不往理工科上靠。翻开历史人物英雄谱,偶 尔出现四大发明这种科学火花,可谁能把彼时专利人的姓氏说清。这偌厚的五千年历史被 文人嘴脸占据,万里长城永不倒。 现如今,世道突变,理科男人忽如一夜春花开,帅哥型男爬行榜上敢说那个没有理科 男的孜孜不倦的足迹?福布斯,财富等等等的前三甲那次不被IT界的精英占据?花魁比尔 盖茨同学从一个哈佛的不良少年成长过来的发迹史已被爆炒N遍。钻石王老五们,十之八 九理工科出生,玩着滑板在纳斯达克上市,然后坐在很摇滚的办公室里听财务总监的报告 ,吹开啤酒上的泡沫,还可以玩一把。何等潇洒。 才子们哪里去了?才子们都去狗仔队了!群山回音。 文科男生,戴白色围巾,长袍飘飘,清瘦而骄傲。唯心主义,精人情事故,视女人和 小人难养也。 理科男生,小格子的衬衫,眼镜后单纯的像一个零样的眼睛。唯物主义,憨厚专一, 视女人和程序为天物。 读书时,有奇特发现,如我这般先知先觉智慧性女生独爱理科男,偶尔有些不知深浅 的学妹和学文科的男生恋爱,到后来都没落什么好下场,总是遭遇三角或者三角以上复杂 关系的波澜。文科男生天性多情,但凡是学校的妹妹,但凡不在他身边的妹妹,他都不放 心,风月惹不起。想当年,前辈美女姐姐,董小宛,李师师哪个不是非中文系才子不嫁的 金枝玉叶,留下多少艳诗名词供后人仰慕,现在女人的价值取向完全变了,我们成熟了。 理科男生,热爱生活,感情专一,就业容易,简单大气,随便拿出一点都让文科男黯然到 内伤。学文科的男人好生尴尬,论文字除非直奔诺贝尔,不然被美女作家压死;论能力, 除非天赋异秉18岁前出畅销书,不然被韩寒等美少年笑死;论长相,还是算了,不能以貌 取人。 B 爱上理科男,算是性取向中很重要的一点。读书时交往的是高几界的博士学长,高而 呆,样子很乖,发型失败。他的前生定是个德国人,所有食物必须计算到克拉。野炊时带 的油盐酱醋一律用实验室的天平称好,烧烤要看表,并写好列表:香菇4-5分钟,鸡腿2 0分钟,土豆切value=".5" UnitName="cm">0.5CM薄片慢火5分钟。我临时带了一个玉米棒 子,那是我的最爱,因为博士学长列表上没写玉米棒子要烤多久,死活没让我吃,大家笑 到喷饭。我端着盘子灰头土脸对他大叫:科学怪人!学长说:我这是为你好。心里狂感动 。雪白明月照大地。 后来学长去外国搞科研,我送他到北京机场,说是等我毕业的6月25日来接我。那么 后来,后来就忽略吧,总之我很喜欢那个日子6月25号,天气很好,value="25" UnitNam e="C">25C左右,我们在欢笑和泪水中告别青春,匆忙上路。 多少年来我依旧保持了只爱理科男的这个优良品德,他们有干净的面孔,天使的身材 。我把历届交往同志的照片摆在一起,可以得出三个关键字:眼镜,斯文,看起来是个厚 道人。当然不能太科学怪人,要是改良品种,至少能分辨我和计算机的区别,我和别的美 女的区别。有的理科男人实在太一根经,我遇过买衬衫从来只买一个牌子,而且还一个颜 色,一次买四五件换着穿的英雄。不知是太没自信还是太有自信。 现在的斯人,自称是我的终结版,拥有一切IT精英具备的优良品质,并且毫无所谓自 尊心的求婚多次,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换了个文科男人试试,首先他们会认为婚姻是爱情 的坟墓,其次他们会认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是我最痛恨文科男生之处,他们总是太洞悉 生活,洞悉的过头了,便悲哀了。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当然和一个不是同根生的理 科男人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偶还是不适,比如我好不容易写好一篇自认惊天地,泣鬼神的 稿子给斯人看,斯人只有一句话:还不错。总是这句话,毫无建树。而且没有幽默感,我 狂爱看卡通,看《蜡笔小新》会笑到流眼泪,斯人凑过头来问:你几岁?我心碎了又碎。 C 理科男生有个特点,就是不帅,不是真的不帅,是那种猛一看不帅,但是第二眼会比 较顺眼的感觉。如果第二眼还是不顺眼,那么坚持看第三眼,你会觉得他气质蛮好,如果 实在连气质都谈不上的话,那么他人一定很好。 好友LUCIA,男友在北京IBM,她在深圳,两地分居。我说,姐姐你这样不行啊,人走 茶凉。她说才不呢,我们谈了五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再过几年等他再稳定些我再过去。 我的天,她说的是古时候,男人进京赶考做官然后回去接你荣华富贵的传说吧。 她拿出照片说你看看,我看了,果然长相比较安全。后来见过一次,高高大大很羞涩 的样子,就这种看起来巨老实的人千里迢迢每三个月专门来给她打扫一次房间,冰箱里塞 满,再给她电脑装好摄像头,科技以人为本。另外还把公司的新笔记本拿来跟她旧的换了 一下,说是先将就着用,迅驰超薄的最新款还没在国内上市下次再带来,并发出很小人的 贱笑声,帅的不行。 另外一个闺中密友在情海中浮沉多年后,有那么一天顿悟了,领会了我的处世之道。 遂决定找个理科男。陪她去相亲,对方长的实在是……人好。照顾我们照顾的很周到,洗 手间里她要求我给她一个交代,我说你坚持交往试试,实在不行再说只能做朋友,她心理 斗争许久坚持下来,现在在装修房子准备结婚,甜蜜的不得了。我去她家,竟然她下厨做 饭,理工男先生陪我聊天,天南海北,盖我盖的厉害,而且人家是很谦虚的盖,就是那种 小弟不才,请姐姐明示的样子。 我说你们这小区不错绿化好,就是入住人多了些,平均绿化率还是不高。 理工科先生说:是啊,容积率是有些低了。 我狂倒,咳咳,月供多少啊?是本金还款还是本息还款啊?我定要反盖他。 我们狠了狠心一口气买断的,他谦虚的笑着。我用眼神杀他一百遍。 闺中密友从遥远的厨房仰慕的凝视他,从她的眼睛里看,她是真的爱他的,从灵魂到 身体。 爱上理科男,人傻,钱多,快点来。 D 不可否认我的性取向是有些偏执了,可是我从我的母辈那里得到得遗传信息就是,要 找搞技术的,可靠。我们的母辈多么朴实的价值观。再往前翻,祖母辈的说,人好,身体 好就可以啦。一句身体好就可以啦,多么淳朴的条件,三十万男儿齐解甲,几多风雨几多 愁。 理科男生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普遍身体好。因为生活简单,身体履历表洁白,他们把 大好青春献给祖国的光缆,程序,数据库,没有更多的精力风啊花啊雪啊月了的,当把纯 纯的爱奉献给你的时候,大把存款随便挥霍。而文科男生呢,过尽前帆皆不是,早落得审 美疲惫,身体透支的厉害,看他酸文浪语情圣的表面下实则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 话说回来文科男人可以是很好的朋友或者朋友再过去一点,他们敏感聪明,可以在任 何一个你对理工科男审美疲惫的时候及时出现,风情万种的告诉你,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 ,若是你比较头脑发热借出去了,还是要还的,来来往往数次之后,斗智斗勇,也乏不惊 爆才子佳人修成正果的异数。 世界对女人来说真是无比之美好,服装可以选面料多的还是面料少的,发型可以选见 识长的还是见识短的,连男人都可以选鸳鸯蝴蝶派还是经济适用派,若是我年少无知遇见 一个理工男一个文科男,非要选择其中一个,那么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公子独步天下,气 质高雅,动若狡兔子,静如处子,相貌堂堂一朵犁花压海棠,我们去开个房间可好? 选那个说:啥?再说一遍的。 他是理科男. 26 gennaio 台湾沦陷 这是一个想象。
上周我们封面做星球大战,军事评论家危言耸听,讲台海局势到了四十年最险恶的时候。今年搞不好要互射导弹。我不相信。没有经历过动乱的我们,不容易相信所谓的历史临界点。
半夜四点,邱总在最后定稿的封面前,突然笑着说:洁平啊,要赶快把你空投到台湾去。在台湾变成废墟之前,要去看看它的样子。
这句话突然很让我感动。
我看到美国在研制所谓的“上帝之杖”:经由太空的放射物导弹,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目的地,威力能让一整座城市顷刻灰飞。我看到台湾和大陆在面对面的海峡摆满了导弹,就比谁的射程长,谁的动作快。也许这是政治,有拳头的吓唬没拳头的,有枪的吓唬没枪的,枪多的吓唬枪少的,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一步,我们的尖端科技,最后竟被用来包裹最原始的欲望,精密逻辑,被用来进行最龌龊的算计。上帝看到,会不会很悲哀。或者干脆说:五分钟才灭一个城市那么辛苦,你们要自相残杀,我帮你们,我的手杖,干脆灭世重生。
最近读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亲历了二十世纪两次大战爆发的奥地利作家,不能理解文艺复兴的灿烂欧洲怎会一夜之间堕落得如此兽性,在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想起大学时候去南京,专门去看大屠杀纪念馆。是带着对日本的一腔愤青怒火去的,在那个阴森可怕的地方驻足四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却无法再倾注一点仇恨。南京大屠杀,不是日本人的耻辱,而是全人类的耻辱。和奥斯威辛一样,人性集体扭曲到如此地步,需要反省的,绝对不仅仅是凶手一方。
二战结束六十年,但是战争结束了么?什么都没结束。文明和算计在同期滋长,后者在利用前者,人类的原始欲望永远都隐藏着,文明开化不了,只等哪一天爆发,便万劫不复。
等有一天,核战争或者太空战争爆发,世界沦陷,站在废墟上的幸存者(胜利者),不知是什么表情。
这是一个谣言。我希望。 25 gennaio 年关 许多天没有更新blog,遗漏了许多重要的情节。用邱总的话,是“丢失了生命的碎片”,呵呵。
爸妈来香港,深圳的小肥羊、帅哥许知远、话剧茶馆、毛俊辉、濮存昕、弱智记者、天星和冰点、北京,等等。 但是太累,这些天太累。时间宝贵得几乎看不到,全部埋在荧光屏、昏暗的房间、或者还没有睡热就要爬起来的被窝里。想念许多朋友,galaxy,丘丘,欣,沉默,桂花,猫,本,阿笑,都没有时间去见,广州、深圳,更别提北京、上海。遥远东方来了香港,我只能在电话里听听美人好听的声音,而无缘相会。
艺mm说这是年关到了,因为风子在深圳每天睡四小时苦熬了一个星期,最终被同样熬不过年关的兄弟抢了箱子。这两人花了五个小时从广州挤回香港,肿眼睛红耳朵憔悴的样子让人想起杨白劳和喜儿。周末在家,几个人疙瘩满脸,相顾无言。累啊,原来年轻人都是这么混的。
在msn上遇到了十二年没见的宇江,说起这个年份的时候,我俩自己都吓了一跳。十二年,听起来我们都很老的样子。他在遥远的牛津,英国时间早晨五点就出现在msn上,说是失眠多年。牛校就是不一样,压力大得所有人失眠,还有很多学生得抑郁症要去看心理医生。还说到了小学同学嵩松,老师很喜欢的小帅哥,听说现在香港摩根IBD厮杀,原来这么近。
从记忆里打捞起一些名字,感觉很温暖。似乎小时候一些微弱的回忆,一下子就可以跨越过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很多年,在今天惺惺相惜。
突然想起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句话:多年以后,当我们偶然相逢在陌生城市的街头,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仁慈。我曾经把它送给大学里的岭南人,现在我收到了礼物。
年关将近,谢谢很多朋友的陪伴,上班的时候肯陪我聊msn,肯用宝贵的时间听我讲些大而空、形而上的话,问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世界很仁慈,因为有你们。 12 gennaio 十年,中国摇滚魂飞魄散(转)转自: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红蓓
2002年春节,何勇点燃了自家的房子,警方闻讯赶到时,何勇还抱着吉他端坐屋内。劫后余生的何勇,有幸充当了3年后中国摇滚活的祭品。 2004年12月17日,在前北京音乐台著名DJ张有待的九霄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纪念‘中国摇滚乐势力’香港红石勘演唱会十周年”的小型演唱会。是夜,红馆舞台上的几位主角——“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中,只有何勇最后出现在纪念活动的现场。虽然没穿当年的蓝色海魂衫和戴烂红领巾,已经发福的何勇象十年前一样卖力嘶喊时,期待祭奠的人们仍感到心满意足。 十年前,中国摇滚的“开元盛世” 十年前的这一天,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在香港红石勘体育馆上演,观众的疯狂和当地媒体的震动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摇滚乐最大型的公众演唱会,演唱会后,“魔岩三杰”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被树为中国摇滚的新代表人物。在北京为他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放眼望去是一片长发的海洋。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新音乐的春天来到了。演唱会的主要策划者、“魔岩唱片”创办人张培仁在演出后记里写道:香港演出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 张培仁猜对了开头,却猜不到结局。1995年,唐朝贝司手张炬意外身亡,唐朝半瘫;1996年,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一个颁奖晚会上,何勇在演唱《姑娘漂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而遭禁演;次年,张楚出了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后被指江郎才尽,遂返回西安隐居;只有窦唯还在,但音乐风格却越走越缥缈,早与黑豹时代的乐队和歌迷彻底决裂。至于张培仁自己,也很快因“项目”结束而和他的同事贾敏恕一起被召回台湾滚石总部,曾以“中国火”树起中国摇滚大旗的魔岩唱片内地部分从此昙花消隐,永不再开。本来以为是“贞观之治”的1994~1995年,竟成中国摇滚的“开元盛世”。 十年前的红馆舞台上,疯弹吉他的何勇和静吹竹笛的窦唯,有着同样年轻纯净的脸。今天两人却为那一夜要不要纪念而针锋相对。窦唯怀疑1994年那个夜晚纯粹就是一场被人利用的商业炒作。他甚至说,“我不敢听那时候的东西,害怕。”他究竟怕什么?是什么让窦唯无力面对? 摇滚乐“圈子”普遍失语 魔岩三杰、唐朝、黑豹土崩瓦解之后,摇滚歌手就从一线歌手的阵营上退了下来,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重返顶峰。从那时候到现在,先后有三个人因部分打入主流被尊为中国的摇滚新教父——郑均、许巍和汪峰。如今,“失去了2/3理想”的郑均早就乘风而去,许巍和汪峰在近年各自签约了国际大公司后才逐渐脱出所谓的“圈子”,为公众熟识。与一般的流行乐相比,他们的音乐确实仍有力量,但并非足够坚强。许巍的力道像是一根棍子,只能扫起一地落叶;汪峰偶尔尚可刀光一动,可惜细看却是一柄裁纸刀,顶多裁碎个把纸飞机。因此,两人虽然罩住了一群死硬的拥趸,却始终在一线半的位置上趴着,上下不得。 表面上,摇滚阵营失去了代言人,实际上,是创作层面老老少少的普遍失语。看好内地音乐潜力的李宗盛不无遗憾地指出:“现在内地孩子们的作品,音乐上都不错,就是词上不行了。”过去许巍的歌词是以“随便拿出两句都是诗”著称的,但在他花三年时间打造的新专辑中,人们看到70%是“白云、大海、轻风拂面”这样的字眼,许巍承认,创作中最难的部分就是词。窦唯更决绝,从《幻听》以后,他几乎完全放弃了用歌词表达意念的企图,在渐入禅境的窦唯那里,人声和风声鸟声已经没有区别。无论如何,他们还在写着,而更多1994年时已经名扬天下的老摇滚歌手,十年来只是在个人生活的烂泥潭里打滚,无暇顾他。 为什么写不出词来?皆因这是一个经济快速上升,快到没有耐心倾听自己声音的时代。张培仁回忆十年前红馆演出时说:“当时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多少自信,但带来的是巨大无比的文化的力量,是‘上国文化’进入小地方引发的剧烈震荡。”“上国”在思考,这才是关键所在。当年的摇滚之所以盛极一时,是因为它们确实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摇滚乐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只是音乐,摇滚的文化意义,让人们对它寄予厚望。在冲突、对话和充满变革的大时代中迸发的摇滚精神里,深植着新哲学的萌芽。剥落了文化意义的我们的摇滚乐圈子,只是继承了摇滚的各种华丽或奇异的衣服,而衣服里面,并没有人。对摇滚来说,贫穷是种财富,但“现在的孩子们”,最向往的是钱,想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大红天下。有才华的孩子一旦崭露头角,很快就词穷、失语,急速堕入平庸。 摇滚精神的扩散 摇滚乐在90年代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启蒙,决不亚于80年代的邓丽君。那场风暴虽然短暂,却余波深远。“圈子”魂魄不在,并不代表摇滚的精神已死。事实上,2004年,对那时摇滚的各种追忆、反思和祭奠活动几成风潮,正好说明,那些当年听着摇滚进行精神成长的人们,已经进入社会的主流,开始掌握话语权。 5月,媒体上掀起怀念和呼唤“魔岩三杰”复出的声音;6月,演出圈捏合郑均、许巍联合搞演唱会的传闻沸沸扬扬;8月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上,张楚、何勇露面,该音乐节成为近年来惟一盈利的摇滚演出;9月17日,华纳唱片为汪峰举办了出道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跟汪峰一起闷骚了十年的中年听众放怀高歌;12月6日,百代唱片为许巍举行不卖票的“绝版青春”歌迷会,结果入场券在黑市被爆炒到3000元,在有幸入场的人们中,你可以见到很多近年在文艺圈崛起的名人。 这一切至少表明,当年听摇滚的人,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消费能力。这些人中,很多现在就是演出市场的大腕和唱片公司的操盘手。在舆论方面,第一代以古典音乐为背景的乐评人已在洗牌中被淘汰出局,现在的所谓乐评人,无一不是当年的摇滚青年,以至于形成这样一种默识:似乎没受过摇滚黄金年代的洗礼,就没资格对现在的音乐说三道四。有的乐评人甚至经常被请到《读书》那样以深沉著称的知识分子刊物上发言,这是否意味着当年受摇滚洗礼的某些人物已经出落成出版界和知识界的精英? 话语权是这样一种东西:你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别人好,你就可以开口说话了。摇滚作为一种显学,确实盛世不再,但人们大可不必哀叹“十年生死两茫茫”,摇滚精神还在各行各业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手中紧紧地捏着。那些顶多一年上两次卡拉OK的公司高管、政府官员,唱流行歌五音不全,可是兴致来了吼上一段唐朝、张楚却绝对准确。“圈子”失语,但摇滚没有失语,它只是变了一种说话的方式。 许巍曾在一个歌迷的T恤上写下“永远自由的心”,后来这个歌迷把这T恤印了几百件散发众人。不管许巍以后能不能继续摇滚,可以想见的是,珍藏那T恤的人也会一直珍藏着一颗永远自由的心。 09 gennaio 转载:我的大师李普曼,By吴晓波“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沃尔特·李普曼
我的大师李普曼:“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By 吳曉波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三百多年来,这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在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觉,我在想,这个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 位诺贝尔奖得主、七个美国总统,他们在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大概都不过三十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 我是十八年前,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象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未尚翻耕过的心土中。
在从此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象李普曼那样的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四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六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象李普曼那样的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1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出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作一本书;我还幻想象李普曼那样的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飘渺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遇到了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物质时代。财富的暴发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追逐,没有人有兴趣聆听那些虚无空洞的公共议题,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诞生在今日中国,销售量大概不会超过2000册,社会价值的物质性趋同让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最边缘、最被扭曲和受冷淡的一个族群。
我所在的传媒机构是一个“消息总汇”,它要求自己的记者汇总新闻而不可多做评论,在更多的时候它甚至鼓励记者去采集一些先验式的、“激励”人的经验报道。这里没有李普曼的新闻传统和传播土壤,思想在一条预先设定好的坚壁的峡谷中尴尬穿行,新闻沦为意识形态的弄臣。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我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业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写给大学同学、也是一位伟大记者约翰·里德――他写出过《改变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做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会坐立不安。这个天才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到中国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而熟悉,渐渐的越来越刺耳,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简直听得到思想厉鬼般的尖叫声。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身无法摆脱。我常常会很好奇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当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衍变型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我曾在哈佛燕京学社向著名的儒学家杜维明先生请教,“一旦精神真空的社会发生思想危机的时候,谁将成为最有力的拯救力量?”那天的午后阳光很好,杜先生请吃的自助西餐很合口,但是离开的时候我还是一派茫然。
这两年来,我把自己的时间大半都投入到中国企业史的梳理和写作中,我想在这个极其庞杂却并不辽阔的课题里寻找一些答案出来。我想静下心来做一点事,为后来者的反思和清算预留一些略成体系的素材,我还企图证明,这个社会的很多密码和潜流可能会淹没在中国经济和公司成长的长河中。我已经决定在四十岁的时候结束我的职业生涯,然后以一种更旁观的身份来观察和记录这个时代。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唯留下的只有一些听上去很遥远、却让人在某些时刻会产生坚定心的声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十八年前,一个叫吴晓波的中国青年读到李普曼和他说过的这段文字。十八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 05 gennaio 对署名文章负责重要内容:
作为一个作者,对自己的署名文章,要有绝对的责任感。
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交给人家管,要打要骂要整容,都得经过父母的同意。
如果没有立场,就是最大的不负责任。
切记,切忌。
新年第一个任务:要积极一点,勇于表达,更要勇于捍卫! 04 gennaio 2007,英特纳雄耐尔 午夜时分的钱柜歌房,两个男人扯着嗓子拽着话筒拼命嘶吼: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特”字的高音部分,几乎听到声带渗血的声音。F平静的脸上暴出难得的青筋,呈十字;Z就不用说了,面孔基本涨成了点歌单的绛红色。酒杯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晃动,桌子有点微震,房间在吼叫声里就要烧起来了。
我的二零零七年,就这样一头扎进英特纳雄耐尔的幻想时刻。
挺难忘的一个新年。也是挺难面对的一个新年。
Yeti问会不会写年终总结,新年展望之类的,愣了一下。Z说我总有种小动物找不到家的表情,又愣了一下。迷茫。没错,站在二零零六与二零零七的交界点,就是这个词。
我懵懂又固执闯进的新闻事业,正在脚下慢慢展开。我心怀满足地望着它,却在这面最诚实的镜子里头,看见千疮百孔的自己。从小乖乖相信的一切,在这一年,几乎天翻地覆;从来视若无睹的苦难,在这一年,终于逼我逃出幻想。我不惶恐,只是需要更多一些的力量,和更透彻的心灵。
“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历史学家卡罗·金兹堡在被问到“是不是作为一个观众来与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候说。我终于开始体会这句话的分量。
但这个时代,同样有太多打着“正视听”旗号的人,不负责任地在公共空间里肆意误导。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清醒伴随,反而导致更大的灾难,这在中国的哪一个年代,都被证明是真理。王小波不相信话语圈是有道理的,掌握话语权力,同时敬畏话语责任,身在其中,才意识到难度多大。
大学时代做《岭南人》,很喜欢一句卷首语:我们不想感动任何人。
听起来多谦卑,可又多虚伪啊。
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和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对媒体来说,都是灾难。
站在如此真实的新闻面前,我痛苦地认清自己,本性的,和依附于各种教化存在的;而站在如此喧嚣的媒体面前,我又清晰地迷失了自己。亲爱的,在这里,你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该做什么?
還有香港。
這是我欣賞的城市,但恐怕永遠不會愛上。可是不爱,就要离开吗?
二零零六年我研究生毕业,找到了工作,和w团聚,在香港有了窝点……
二零零七,故事,又该怎样继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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